
文/刘晓红
(孙树清口述)1956年6月,当时只有16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,来到了准噶尔盆地边缘的车排子第二农场(现七师一二七团)。
新疆真大、真荒凉、真艰苦。我至今忘不了初到农场时见到的情景。
我们乘坐的汽车在一片荒地上突然停了下来,有人说到地方了。
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,这是什么地方?戈壁荒滩上,芦苇、红柳遍地,梭梭丛生,既看不到一间房也见不到一个人影......
就在我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,一群穿黄军装的人从地底下钻了出来,热情地招呼我们:“快下车吧,先在这里住一夜,明天就进城了。”
下车一打听才知道,这些穿黄军装的人住的是地窝子。你可别小瞧这地窝子,人住在里面可舒服啦,冬暖夏凉呢!
地当睡床天当房,钻进地窝避寒霜。有人写了打油诗:“戈壁明月光,红柳搭成房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想爹娘。”
展开剩余77%有的人后悔道:“不怨爹来不怨娘,只怨儿女腿太长,一脚踏上新疆地,又割苇子又开荒。”
在开荒建场初期,苍茫无垠的天空下,间间小小的地窝子静静地卧在亘古荒原里,那就是兵团人最初的家。
当时,我们吃的是大锅饭,“十人一盆菜,看谁吃得快”。而用水,更是个大难题。
因为缺水,我们十天半月不能洗脸、不能洗澡;因为缺水,我们洗不了衣服,衣服脏得又黑又硬,穿在身上极不舒服;因为不能洗头发,很多女同志索性剪掉了心爱的长头发,变成了“假小子”。
而好不容易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,盐碱重,味道苦涩,人喝了腹胀、腹泻,洗脸洗脚后皮肤上还会裂小口子。
为了解决饮用水问题,连队专门组织人员修渠引来天山上融化的雪水,但因为渠道是堆土筑成的,所以渠水浑浊,呈泥浆状,可谓是:“天山雪水进农场,一碗水来半碗浆。要想用它洗个澡,浑身上下直痒痒。”
渠水经过沉淀,虽然勉强能够饮用,但泥味儿还是很重。
要想把戈壁荒滩改造成绿洲良田,就要修渠,开荒。为此,我们夜以继日地劳动着。
最难忘的是春灌和冬灌时,每天劳动12个小时。
新疆的初春,气温仍然很低。我是浇水班班长,听领导的话,服从分配,工作积极,很能吃苦,两条腿经常被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,肿得厉害,以至于蹲都蹲不下去。
而夏天,牛虻咬,蚊子又大又多,飞起来就像一团烟云。在地里浇水,我他们要先往身上抹一层泥,只露出两个眼睛,以此来抵御蚊子的侵扰。
在开荒的日子里,我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星光下鏖战的夜晚,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朝霞中拼搏的黎明。我们的生活虽然单调、艰苦,但是充实、快乐,充满活力的年轻人,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。
我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开荒造田、兴修水利、植树造林、盖房建场。没有工具自己造,没有耕畜人拉犁。
我的妻子也是支青,劳动时,她样样争先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。
在那个特殊年代里,女青年们吃得苦受得累,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每年“三秋”大忙时节,抢收棉花是头等大事,要把棉花从地里摘回来,女青年们是主力军,全连上下齐上阵,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继续贡献,人人出全勤。女青年们摘棉花,两头不见太阳,天不亮出工,天黑透了才收工,3顿饭都在地里吃,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1961年春,我结婚时,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地窝子。我用红柳把子和芦苇做了一张床,把我和妻子的铺盖洗干净,摆放在一起,就算把新房布置好了。
婚礼办得也很简单,我们买了一些水果糖招待大家,战友们凑钱买了一件礼物托盘送给我们。
这个托盘现在看来太土气了,实在拿不出手。然而,在那个年代,八九元钱的东西就算‘大礼’了,我们格外珍惜这个托盘。
1965年,我和妻子被抽调到四川,支援“三线”建设,后调回河南老家工作。几十年过去了,但我始终把兵团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人老了就喜欢怀旧,回首往昔,我感慨万千。现在,我常常想起曾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兵团领导,时时挂念那些兵团战友.....
【后记】
一段口述往事,道尽半世牵挂;几行朴实文字,藏着一代支边青年的热血与乡愁。
孙树清老人的回忆,没有华丽辞藻,却把1956年那批支边青年的戈壁岁月,写得滚烫又戳心,让人读懂:兵团不仅是一段经历,更是刻进骨血的第二故乡。
16岁远赴新疆,荒原戈壁、地窝子为家,盐碱水充饥、风雪中开荒,双腿冻裂、满身蚊虫叮咬,苦到极致的日子里,是战友相伴、是信念支撑。
一碗半碗沙的雪水,一间简陋到极致的地窝子新房,一块珍贵的托盘礼物,都是艰苦岁月里最暖的光,是青春最纯粹的印记。
他们以青春赴使命,把戈壁变绿洲,用汗水浇灌良田,在亘古荒原上书写坚守。即便1965年调离新疆、扎根内地,数十年光阴流转,那份对兵团的眷恋、对战友的牵挂从未消减。
岁月老去,初心不改;远离故土,情系边疆。老人挂念的不仅是战友,更是那段燃烧的青春,是一代人共甘共苦、战天斗地的赤诚。
这段记忆,是支边青年的精神丰碑,更是兵团精神最动人的注脚,永远值得铭记与致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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