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刘晓红
（孙树清口述）1956年6月，当时只有16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，来到了准噶尔盆地边缘的车排子第二农场(现七师一二七团)。
新疆真大、真荒凉、真艰苦。我至今忘不了初到农场时见到的情景。
我们乘坐的汽车在一片荒地上突然停了下来，有人说到地方了。
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这是什么地方?戈壁荒滩上，芦苇、红柳遍地，梭梭丛生，既看不到一间房也见不到一个人影......
就在我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群穿黄军装的人从地底下钻了出来，热情地招呼我们:“快下车吧，先在这里住一夜，明天就进城了。”
下车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些穿黄军装的人住的是地窝子。你可别小瞧这地窝子，人住在里面可舒服啦，冬暖夏凉呢!
地当睡床天当房，钻进地窝避寒霜。有人写了打油诗:“戈壁明月光，红柳搭成房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想爹娘。”
展开剩余77%有的人后悔道:“不怨爹来不怨娘，只怨儿女腿太长，一脚踏上新疆地，又割苇子又开荒。”
在开荒建场初期，苍茫无垠的天空下，间间小小的地窝子静静地卧在亘古荒原里，那就是兵团人最初的家。
当时，我们吃的是大锅饭，“十人一盆菜，看谁吃得快”。而用水，更是个大难题。
因为缺水，我们十天半月不能洗脸、不能洗澡;因为缺水，我们洗不了衣服，衣服脏得又黑又硬，穿在身上极不舒服;因为不能洗头发，很多女同志索性剪掉了心爱的长头发，变成了“假小子”。
而好不容易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，盐碱重，味道苦涩，人喝了腹胀、腹泻，洗脸洗脚后皮肤上还会裂小口子。
为了解决饮用水问题，连队专门组织人员修渠引来天山上融化的雪水，但因为渠道是堆土筑成的，所以渠水浑浊，呈泥浆状，可谓是:“天山雪水进农场，一碗水来半碗浆。要想用它洗个澡，浑身上下直痒痒。”
渠水经过沉淀，虽然勉强能够饮用，但泥味儿还是很重。
要想把戈壁荒滩改造成绿洲良田，就要修渠，开荒。为此，我们夜以继日地劳动着。
最难忘的是春灌和冬灌时，每天劳动12个小时。
新疆的初春，气温仍然很低。我是浇水班班长，听领导的话，服从分配，工作积极，很能吃苦，两条腿经常被冻得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肿得厉害，以至于蹲都蹲不下去。
而夏天，牛虻咬，蚊子又大又多，飞起来就像一团烟云。在地里浇水，我他们要先往身上抹一层泥，只露出两个眼睛，以此来抵御蚊子的侵扰。
在开荒的日子里，我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星光下鏖战的夜晚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朝霞中拼搏的黎明。我们的生活虽然单调、艰苦，但是充实、快乐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，总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。
我们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开荒造田、兴修水利、植树造林、盖房建场。没有工具自己造，没有耕畜人拉犁。
我的妻子也是支青，劳动时，她样样争先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。
在那个特殊年代里，女青年们吃得苦受得累，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每年“三秋”大忙时节，抢收棉花是头等大事，要把棉花从地里摘回来，女青年们是主力军，全连上下齐上阵，轻伤不下火线，重伤继续贡献，人人出全勤。女青年们摘棉花，两头不见太阳，天不亮出工，天黑透了才收工，3顿饭都在地里吃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
1961年春，我结婚时，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地窝子。我用红柳把子和芦苇做了一张床，把我和妻子的铺盖洗干净，摆放在一起，就算把新房布置好了。
婚礼办得也很简单，我们买了一些水果糖招待大家，战友们凑钱买了一件礼物托盘送给我们。
这个托盘现在看来太土气了，实在拿不出手。然而，在那个年代，八九元钱的东西就算‘大礼’了，我们格外珍惜这个托盘。
1965年，我和妻子被抽调到四川，支援“三线”建设，后调回河南老家工作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但我始终把兵团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。
人老了就喜欢怀旧，回首往昔，我感慨万千。现在，我常常想起曾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兵团领导，时时挂念那些兵团战友.....
【后记】
一段口述往事，道尽半世牵挂；几行朴实文字，藏着一代支边青年的热血与乡愁。
孙树清老人的回忆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却把1956年那批支边青年的戈壁岁月，写得滚烫又戳心，让人读懂：兵团不仅是一段经历，更是刻进骨血的第二故乡。
16岁远赴新疆，荒原戈壁、地窝子为家，盐碱水充饥、风雪中开荒，双腿冻裂、满身蚊虫叮咬，苦到极致的日子里，是战友相伴、是信念支撑。
一碗半碗沙的雪水，一间简陋到极致的地窝子新房，一块珍贵的托盘礼物，都是艰苦岁月里最暖的光，是青春最纯粹的印记。
他们以青春赴使命，把戈壁变绿洲，用汗水浇灌良田，在亘古荒原上书写坚守。即便1965年调离新疆、扎根内地，数十年光阴流转，那份对兵团的眷恋、对战友的牵挂从未消减。
岁月老去，初心不改；远离故土，情系边疆。老人挂念的不仅是战友，更是那段燃烧的青春，是一代人共甘共苦、战天斗地的赤诚。
这段记忆，是支边青年的精神丰碑，更是兵团精神最动人的注脚，永远值得铭记与致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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